3月7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卫生部部长高强表示，药价高是造成“看病贵”最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措施就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按照安全、有效、必需、廉价的原则，确定一批基本药物。

　　14粒降压药卖到60元，成本3元的药卖到70元，看个小病开十多种药……这些反映出看病贵的现象，我们已经司空见惯。

导致看病贵的症结到底在哪？医改走向何方才是出路？3月6日，健康时报与搜狐健康共邀政协委员和相关专家一起为看病贵“会诊”。

　　14粒降压药60多元

　　“药品价格上涨，我有深刻的体会。”中国社科院食品药品产业发展与监管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永建介绍，他本人是一位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服药。但是上个月到社区医院开药的时候，医生建议经常吃的降压药可以多开一点。原因是这种降压药是最后一批了，下一批这种类型的降压药品牌和厂家都换了，价格也要上涨一倍多。

　　当他追问：“为什么低价药没有了，而高价药却进来了？”医生解释：“因为你现在用的这个低价的药招标没招上。”“原来一瓶100粒装的降压药才3块钱左右，而现在一盒14粒装的降压药最高卖60多块钱，而且药效没有多大的差别。”张永建只能表示无奈。

　　“这是一个典型的‘招标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周超凡当场开出“诊断结果”，招标死就是因为廉价药即使加价15％利润也太低的缘故。零售价为3元钱的药，医院加价为0.39元，而60元的药，医院加价为7.83元，都是合法范围，医院当然会选择后者。

　　出厂3元零售70元

　　除了“招标死”，还有“降价死”，这都是因为利润少了药就消失，这与目前药价虚高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一般人认为导致药价虚高有三大因素，一是中间环节利润太高，二是新药注册审批存在不合理，三是加价15％的以药养医。以药养医因为是国家对医院的政策补贴，所以很难追究。

　　现在药品零售价中，大多数药品生产的成本其实仅占10％左右，而从药厂到患者的这个流通过程中，流通利润却占到了90％或更高。就拿欣弗为例，它的出厂价为3元左右，市场上的零售价却高达70元左右，巨额的利润都被中间商赚走了。

　　迄今为止，国家发改委已经发布了22次药品降价令，但老百姓并未感觉到实惠，主要是因为出现了“降价死”现象。其实发改委制定的价格，并非药企所称的已经低于成本价，药企把流通领域的巨额利润也算到了成本里。保证不了足够的利润，他们便“假死”，改头换面再卖高价。比如改剂型，片剂改胶囊剂，颗粒剂改成滴丸；改规格，5克装改为10克装；改包装，简易包装改为豪华包装。

　　这就涉及到新药注册的问题。在我国，没上过市的就叫新药，其实这个定义不准确，新药最起码应该有新的成分，而改剂型、改规格、改包装根本就没有成分的变化。药企正是钻了这个空子，导致药价不降反升。

　　看个小病开一大包药

　　过度医疗也是导致看病贵的因素之一。现在去医院不管看大病小病，医生会先开个检查单，检查费用从10元到1万元不等，这是患者无法选择的，这些费用甚至高于药费。再者就是即使普通感冒类小病，患者走出医院时也是一大包药，片剂、胶囊、口服液一个不落，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目前普遍认为看病贵的现状。

　　“医院现在也讲经济效益，医生的收入与接收病人的多少相关联，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部分医生开大处方等过度医疗的情况。”有关专家介绍，以北京某三甲医院为例，一年的药品收入就占到医院总收入的40％~50％，也就是4个亿左右。在一些民营医院，这个比例会更高。

　　看着便宜药却不能买

　　老百姓大药房天津店经理唐爱民介绍：“因为我在平价药店工作，知道很多药品的价格，平价药店比医院要低不少，但在看病过程中最头疼的是眼看着便宜药不能买，只能到医院药房买高价药，主要原因就是医院极力防止处方外流。遇到这样的情况，谁心里不憋气呢？”

　　现在一些大医院基本已经实行了电子处方，患者很难拿出来。尽管卫生行政部门明确表示医院不能扣留处方，但收效甚微。所以只有让药品在市场上自由竞争，才能让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当医生又当商人不好受

　　“说到医药分家，大家都习惯把矛头指向医院，但这不是医院说了算的，这种既当医生又当商人的滋味也不好受。如果除去盈利考虑，我们的工作也会少很多，但医药分家现在还不是时候，因为政府还不能把医院医生全部养着。”北京天坛医院副院长王拥军表达了他的观点。

　　但是，如果希望通过药房托管这种形式来解决医药分家的问题，还是存在着很多疑问，因为药房托管也存在着利益关系，很难真正切断医药之间的联系，只会更加恶化看病贵。即便不采用医药托管的形式，如果几家药店和药企联合起来，药企的某产品只在某药店卖，医生开的处方只能流到那家药店，很显然医药还是连到了一起，药价虚高的问题仍然不能根本解决。真正保证医药分家，除非医生不用为经济利益担忧，但就目前乃至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很难解决。

　　推广基本药物制度

　　“上医院主要还是看常见病，解决了常见病看病贵的问题，矛盾就不这么尖锐了，这就涉及到基本医疗的问题。所以我在2005年做了个提案，建议把基本药物目录和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合二为一，推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周超凡委员说。

　　当前我国针对基本医疗有两种药品目录，即用于公费医疗的基本药品目录和用于医保的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周超凡委员曾参与了这两个目录的制订工作。之所以建议合二为一，是因为两个目录里重叠的药品占到了80％左右，两者分开给医生和财务人员带来很多麻烦，实际意义也不是很大。

　　要大力推广基本药物制度，制订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而且目录里的药品不用太多，但一定是实实在在的，能解决百姓基本医疗问题的。基本医疗得到保障后，会把看病贵的难题解决70％以上，再辅以医疗保险相关政策，看病贵问题会逐步解决。

　　王拥军也表示，推广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还会让更多的常见病患者选择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就医，客观上可缓解就医难的问题。此外，政府把少支出的那部分资金补贴到医院的其他方面，也可以降低其他项目的费用，进而降低整体医疗费用。

　　“药店也会争取引进基本药物，因为价格低廉、疗效好，有了目录，不用做广告，患者就会选择到基本药物齐全的药店购药，药店也会因此获得更大收益。”唐爱民说。

　　今年初，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已明确把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作为今后几年的工作重点。2007年2月17日，国家药监局披露，我国已确定内地第一批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和药品品种，10家大型制药企业被指定生产32种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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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是指由国家按照安全、有效、必需、廉价的原则，确定出一批能治疗所有常见病和满足常见必备用药的药品，并制订出一套基本药物目录，然后对纳入基本药物目录的药品组织指定企业生产，保证供应量，统一配送，确保基本医疗费用处在一个全民可接受的范围。世界卫生组织早在1977年就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了建立基本医疗、基本药品目录的建议，现在已有150多个国家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