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一部恢弘的党史，是一个个普通党员和党领导的人民书写的，兴许在党的史册里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可却能找到他们的根与魂，这个根与魂正是我们今天学习党史所要领悟、受教的；他们的人生故事都彰显着时代背景，铭渍着党的印记，所以是我们身边鲜活的党史，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教材。他们有的虽然已经故去，但精神常存。在清明节到来之际，我们组织了一些职工写出缅怀其先人的文章，即日起陆续选登。

静好的岁月里，每每想起老一辈，总有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世事无常；我们总以为时间很多，却忘了生命脆弱。清明时节，泪雨纷纷，一篇篇家书式的文章，道不尽深情思念；缺席的晚餐，为故人放一套碗筷，和他们聊一聊家常，再听听他们的人生故事。

抗战老兵崔玉振访谈录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人物介绍：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离休干部崔玉振同志，1925年生于开封，1940年1月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4年10月转业到豫北医专（新乡医学院的前身），1980年负责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筹建工作，1985年离休。他是我院的抗战老兵、新四军军医。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采访了他。那时九十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铄，思维清晰，声若洪钟，他用生动的语言讲述了他的抗战经历。近三个小时的访谈把我们带进抗战时期烽火硝烟的岁月，让我们领略到了一位抗战老兵的传奇人生。翻开发黄的老照片，一身戎装的崔玉振英姿飒爽，目光炯炯有神。一张佩戴奖章的黑白照片尤其引人注目。独立自由奖章，解放战争奖章，光彩夺目，诠释了他的戎马生涯。

虽然他已故去，但他的故事就曾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他的精神就是我们的宝贵财富，他的神采至今让我们记忆犹新。

日寇铁蹄下的颠沛少年

我出生在开封，父亲是一个砖瓦匠，母亲是一个普通农民，在开封第八小学读过几年书。后来由于战乱影响，家庭变得贫困潦倒，父母无力抚养我，在我12岁的时候，将我寄养给别人。那一户人家姓杨，没有儿子，养父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杨永发。1937年，日军侵华战争开始。传言日军准备攻打开封，当日军攻占民权的时候，开封城里一片混乱，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向外逃。我随着养父母逃到信阳鸡公山，正赶上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轮番轰炸。当时我们坐在篷车上，听到警报声响起，就赶忙跳下车四处逃散。过了一段时间，轰炸结束了，当我从旁边一个山洞爬出来的时候，地面一片狼藉，养父母也不知道哪里去了。我哭着四处寻找到底没有找到。

擦干眼泪，我夹杂在逃荒的人群中，登上火车南下。下了车，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后来才知道是武汉。在那里举目无亲，就在街上乞讨，常常饿着肚子，衣服破烂，风餐露宿。那个时候也就是13、14岁的样子。一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个河南老乡，他说可以管我吃住，我就跟着他走了。他是一个卖烧饼的，让我帮他干活儿，没有工钱，一天就给四个烧饼，早上一个，中午两个，晚上一个，根本就吃不饱，饿的时候我就喝水。

1939年秋天，武汉街头有人在招兵，听说在军营能吃饱饭，我没多想就去应征了。办理完简单的登记手续后，我们被带到了一条船上，每条船上坐十个人左右，也不知道向哪里开。到了夜里，船在一个岸边停靠后我才知道，那是一个日伪军营，当时我就后悔了，想跑出去，但是伪军戒守很严。我被编到一个班里，一个班大概也就是十几个人左右。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条枪，当时军营里有好几种枪，捷克式，汉阳造……给我发的是老套筒枪，枪杆比较长，双管，比较重，枪栓像汉阳造，人和枪差不多一样长。给我们每个人再配四、五十发79子弹，我在那里呆了几个月，每天就是练习打靶。

班里大概有十一、二个人，我们的班长姓夏，一天，他走到我跟前，小声说：“愿意抗日吗？”我心中顿时一亮，点了点头，日本人把我们害苦了。夏班长把整个班的人叫到一起，说这件事要严格保密，不能泄露，不然谁的脑袋都保不住。

大概在阳历12月的一天夜里，轮到我们班站岗。我们半夜起来，穿好衣服，班长嘱咐不要开灯，也不要说话，扛好自己的枪，跟着他出来。出来驻地，一直往东走再上北，夜里不知道几点，天快明的时候，走到一个村子，到了一户人家。门开着，大家都进去，随后门关住了，谁也不叫出去。

白天在这里呆了一天，等到天黑了又出来继续走，连着走了两夜。夜里走路，四周看不见人。具体地点记不清楚了。走到一个山边，隐约看到一座大山，有人在山坡上接应，最终到达目的地了。后来才知道是新四军的军营，就这样参加了新四军。

五师也叫鄂豫皖军区，师部在大别山，师长是李先念。我被分在新四军五师三分区，张执一是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担任统战部部长，部队主要活动范围在湖北汉川、沔阳，天门、大洪山和桐柏山一带。

抗战在鄂豫皖

那个时候，我们遭受“日、伪、顽”三面夹击 ，“日”指的是日本侵略者，“伪”指的是伪军，“顽”指的是国民党顽固派，名义上是国民党军队，其实暗地里勾结敌人，和伪军性质差不多。

我们的作战方式是化整为零，基本上每天都有战斗。当时武器不好，每天打游击，在山区和平原之间活动，一夜换好几个地方，离敌人最近的时候相距1里地，最远的时候二三十里地，有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国旗。我们一到村子，首先将几个村口把守，光进不出，到夜里出来活动，白天在屋子里休息。农忙的时候，我们帮助当地百姓插秧，或者挑生活用水。在干农活儿的时候，我们就换成便衣，这样可以不被敌人发现。

打游击的时候，我们没脱过衣服，也没有脱过鞋袜，晚上睡觉还抱着枪。身下铺的是稻草，身上盖的也是稻草，由于很长时间不洗澡，浑身都是虱子。晚上把衣服脱了，放在火炉上方，将虱子抖落，虱子落在火炉中，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没有抖掉的，还在衣服上，已经烤红了。就这样过日子，很艰苦。疥疮人人有，都挠烂了，我给你挠，你给我挠，借此机会传染。当时在军营里流传着“疥是一条龙，先打手上行，腰里转三圈，裆里扎了营”。当时用的是硫磺药膏来治疗。在汉川袁家湾，为了避免蚊子咬，我们用两根小竹竿将两个被角撑起来，钻到被子里去睡。

有两次亲身经历的战斗，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湖北的侏儒山，那个地方住了伪军一个营，加上日本鬼子常常骚扰我们，才制定了这次作战计划。我们事先获取情报，连夜包围了敌军营房，破门而入，看到伪军脱了衣服正在睡觉，枪都在旁边放着，我们大声喝道：“不要动，缴枪不杀！”伪军吓坏了，我们上前把枪都收了。由于情报没有掌握到伪军营长的具体营房，漏掉了伪军营长，他带着老婆从后山逃跑了。就这样，一个营被我们俘虏了，当场缴获了很多轻机枪、重机枪。战斗下来，大概就一个小时时间，一枪未放。这一仗打过以后，当地安定多了，我们也没有再被伪军骚扰了。回到大洪山驻地进行庆祝，受到师长的表扬，后来部队内部油印《挺进报》刊登了我们的战讯。

还有一次是在湖北沔阳县，那时候我刚加入共产党。1943年春天，芦苇还是青的，那个时候，我们接到反扫荡的任务。日军的情报被我们搞清楚了，集中精力打一路。一个高个子日军在距离我大概几米远的地方，举起枪向我刺来，我转身一躲，顺势将他绊倒在地，我枪里有子弹，一枪朝他打去，由于距离太近，没打准，打住他的下巴了，他顿时鲜血直流，昏倒在地，下巴颏被打掉了。我把他的枪拿走了，还有几十发子弹，我们继续追敌人，直到接到首长停止追击的命令，我们就原地返回了。

从医生涯

参军三、四年后，师部准备招收卫生学员，因为小的时候上过学，认识些字，在开封第八小学上到五年级，于是上面就把我抽出来去参加学习。师部护校在湖北礼山蒋家楼，部队当时文盲多，好多人光知道抗日，名字都不会写。

当时部队也没药，有个阿司匹林就不错了，有时候打仗的时候缴获一些，但也常常不够用。我是毕业以后在师卫生部当司药，流传的顺口溜是“红汞碘酒，抹抹就走”、“头痛发烧，阿司匹林一包”。那时候，军队里很多士兵得了“打摆子”(疟疾的俗称)，忽热忽冷，我们就用奎宁来治疗。奎宁比黄连都苦，为了节约，我们一次只给患者发一包，而且是在发热一小时前才发，每个人控制在0.5--1克之间，就给这么多，伤员一吃就好了。

1942年，一块弹片炸伤了我的脚，后来感染了，脚肿得像吹了气的蛤蟆肚一样。后来被卫生队送到沼草湖的船上，那里可以说是一个水上医院，大约有四五百名伤员。船上都是伤员，卫生队巡回进行换药。白天，我们被送到芦苇荡里隐藏起来，避免被敌人发现。夜里，卫生队的战友用盐水和纱布给我处理伤口。伤口脓多了，用湖里的水洗洗，好一点，抹一点红汞，消消毒。每天就一顿饭，换药的卫生员做好的米饭，来船上，将米饭扣到我的碗里，没有菜，这种待遇在当时已经很不错了。芦苇荡里有蚊子，白天睡觉，晚上蚊子很多，就用力扇，撵走蚊子。

后来，我先后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中央鄂豫分区工作，皖北建国后进入解放军104医院工作，直到1964年10月转业到豫北医专工作。此时，我也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崔玉振。

三附院奠基人的梦想

从1980年开始，我负责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筹建工作。那个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从拿到图纸，划地、拉围墙、规划建设，我都全程参与了。那时候我们经常坐吉普车去郑州办理各种手续，80年代初，新乡到郑州的黄河大桥还是单行桥，等南边的车都过完了，北边的车才能过来，两条铁轨中间铺的还是预制板，车过的时候一颠一颠的，发出“叮当叮当”的响声。记得有一次从郑州回来，到黄河大桥的时候，前面的车坏了，我们的吉普车被堵住，前后不能动，那时候还是冬天，冷风嗖嗖的，我们就在原地等了一天一夜。

建院初期遇到各种难题，省卫生厅只给我们批了200张床位，那么大的规划用地，只给这么少的床位，于是就向卫生厅再申请，申请了好几次都没成功。1983年在新乡友谊宾馆召开工程规划汇审会议，卫生厅高厅长参加了，我们在会上又提出了这个问题。高厅长当面没表态，会后起身就走了。到了第二天，好消息传来，高厅长说经过研究后答应再给我们200张床位，这样三附院的建设规模由200张床位变成了400张床位。

现在医院建设得太好了，从刚开始建院的400张床位，发展到现在的一千多张床位，我以前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现在医院有底子了。

国家富强了，人民幸福了，我对现在的生活很满足，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最后想说的是，现在的时光来之不易，希望年轻人珍惜，要好好做人，好好为人民服务。